凝視深渊

劇情簡介

　　故事的主题是關于“死刑”：他采访了死刑服刑人员、警察、受害者的家人，影片冷酷而阴郁，它逼我们面对这一道德模糊的领域。而从影片的片名，我们也不难看出赫尔佐格借此“凝望人類灵魂深渊”的目的，这应该让電影与传統的探讨死刑的纪錄片有所不同。　　幕後製作　　68岁的德國導演赫尔佐格在美國采访了多名等待行刑的死刑犯人，拍摄成纪錄片《凝望深渊》。赫尔佐格說：“人不应该被你的國家處死，这件事一點争论的余地都不存在……我认為惟一的例外是战争状态。”　　“美國有34个州仍存在死刑判决，其中16个州目前仍可执行死刑。执行方式是致命药物註射，仅犹他州仍有枪决。作為客居美國的德國人，我有不同的歷史背景，我尊重但不赞同美國的死刑。”　　維纳·赫尔佐格的四章節纪錄片《深渊》，每一章的開头都重複这句畫外解說。畫面内，镜头扫过空無一人的刑前羁押室铁栅栏，扫过墙边长桌上的烛臺和圣经，再经过一小段走廊進入行刑室，让觀众看那张空荡荡的註射床。　　接受过赫尔佐格第一次采访後六个星期，死囚詹姆斯·巴恩斯写信给赫尔佐格，暗示他将再供出自己犯下的两件命案。他後来確实招供。“他们的罪行是凶恶的怪兽，但他们并不是怪物，就是人。”赫尔佐格这样形容自己拍摄《死囚》的态度。　　2010年，在美國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几處死囚监狱，这位時年68岁的德國導演采访了多名等待行刑的死刑犯人。其中名叫迈克尔·佩里的死囚，在接受他的采访拍摄8天後被执行死刑。他们基本都经歷了持續數年甚至更久的上诉、补充证據、複核之類程序，甚至有的多次被下达了执行令，又都撤回。除了佩里，其他受访者直到影片首映時仍活着。　　以佩里為主要人物的纪錄长片《深渊里》，2010年9月在多伦多國际電影節首映，11月在阿姆斯特丹國际纪錄片電影節展映。另外的5名囚犯分別成為4部纪錄短片的主角，2011年2月14日在柏林電影節的特別放映单元首映。　　赫尔佐格在十六七岁時就梦想着拍一部電影，讲德國一座戒備最森严的监狱的故事，那時候他看了一些新聞報道，“我只能說我得下跪感谢上帝那時候沒让我拍成，因為那想法太蠢太幼稚。”他在《死囚》映後的现场交流中說。　　拍监狱的梦想一直存在，几年前他突然对拍摄死囚萌生了强烈兴趣，最令他入迷的一个原因是：“我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時候死，怎么死。他们知道。”　　“你只有50分钟”　　佛罗里达州的死囚监狱里有大约400名囚犯，詹姆斯·巴恩斯是其中一员。1998年，巴恩斯因杀妻被判無期徒刑，判决下达7年後，因為在服刑期间皈依伊斯兰教，在这年的圣月“拉马丹”，他又供出自己1988年犯下的一桩命案，于是改判死刑。　　那桩命案在佛州被称為“烧床案”，一度相当知名。巴恩斯在佛州墨尔本市潜入一名女子家中，藏身衣柜偷窥，然後强奸、杀人，而後為毁尸纵火烧了卧室。　　监狱餐厅，光头、穿橙色囚服、戴重镣的巴恩斯坐在摄影机前。赫尔佐格的采访開門见山：“我理解你希望博得同情以獲得改判，但（我的拍摄）并不意味着我必须喜欢你。我好奇的问题是，你在里边能看到天或者树或者小鸟什么的吗？”　　“我总在囚室里，与走廊隔着两道栅栏，3米開外有扇窗，但最多看到对面楼里的犯人。往旁边看，5米外的尽头有扇窗，能看到一些绿草，看不见树，七八百米之外可能才有树。”　　“能听见鸟叫么？”　　“听不见。我喜欢听雨打在房顶上的聲音。”　　“你還記得最近一次雨點落在身上是什么時候？”赫尔佐格的提问这時更像一个記者。“应该是2002年了。是在一个敞顶的地方。”　　但赫尔佐格說自己并不像記者那样干活：“我不准備任何问题。深入觀察他人的内心是非常有意思的。难處是你只有50分钟。狱方规定的面访時间是1小時，10分钟用来安装机器、打光，50分钟用来谈话。你必须立刻找到恰当的語气、融洽的状态，如果做不到就失敗了。有个学電影的学生问我从哪儿学来的，電影学院不教这个……你必须会，必须找到办法了解別人的内心。”　　赫尔佐格首先要给狱中的囚犯写信提出采访拍摄要求，得到他们的書面邀請之後，才能联系狱方，狱方要批准。“联系德州是因為他们对媒體比较友善，会允许你拍摄采访。佛罗里达也对媒體不錯，两个州都执行死刑。在押死囚人數最多的实际是加州，他们可以判但不执行死刑，于是牢里的死囚越来越多，目前有600个左右了。”　　同時也必须联系犯人的辩護律师。赫尔佐格通过阅读案卷選擇拍摄对象，希望尽可能呈现不同个性的人，但一些他很感兴趣的囚犯拒绝了拍摄。“有个人愿意跟我聊，但最後一分钟他的辩護律师给我電邮說：不要聊了，我们正在上诉，而我的辩護对象特別容易說蠢话。”赫尔佐格立刻答应放弃拍摄，但要求留着这个机会，等合适的時机。　　约到人已经不容易，采访還随時有失敗的可能。采访迈克尔·佩里時，聊到120秒，佩里突然沉默不語。赫尔佐格的心都提了起来：“这是个冒险的活，因為真的可能两分钟就完蛋了。”還好事情并沒有搞砸。　　与囚犯的交谈他選擇直来直去，“你要是在死囚的单人牢房里關上十多二十年，你从一英里外就能看出这个人是砣屎、那个人假惺惺。辩護律师总是假惺惺的樂觀：我们還有机会；家人感情用事，拒绝接受儿女是杀人犯的现实。只要有个人跟他们有话直說，他们都会喜欢。”　　都是聪明人　　詹姆斯·巴恩斯几乎像是个劇情片里的角色，从他冷靜專註的眼神里能看到他对言辞细節的斟酌。巴恩斯案件的檢察官告诉赫尔佐格，与巴恩斯谈案子就像下象棋，他很擅长与控方進行猜灯谜式的对话：“我的律师会让我怎么處理？”“你觉得他会让你怎么處理？”“他会让我不說话吧，你觉得呢？”“怎么做由你自己定，要不要律师都是你自己的事。”　　“他只是想搅浑水。事情很清楚，他衣柜里有个死人而当時就他一个人在，谁干的呢？所以他的策略就是希望在我的回答里抓到漏洞，给诉讼程序製造障碍。他無疑非常聪明，熟知法律體系和刑事审判。”檢察官說。　　1997年，因為吵架，巴恩斯掐死了妻子琳达，不知道怎样處理尸體，就放進衣柜，跑出去呆了几天。案發那天他自己在家，妻子的母亲、哥哥和嫂子来敲門，他說妻子要和他离婚，去律师那儿了。不到1小時，警察包围了房子。　　“顯然在单人牢房里你有大量的時间一遍遍思考自己的案子，很多人也在监狱圖書馆阅读法律案卷。”赫尔佐格說，“比如巴恩斯，他能非常流畅地跟你舉出各种判例，诸如Faretta 判决（註：1975年的该案例在美國法律中確立了被告人的自我辩護权）。”　　赫尔佐格却在采访中偶尔調侃这个精明的囚犯。当巴恩斯提到自己从小爱吃烧烤的各种肉類，他问，“这跟你成為纵火犯有關系吗？”“不是吧？每个好厨子身边都有好多火……”巴恩斯說。　　第二章的主角汉克·斯金纳被控杀了女友和她的两个智力迟滞的儿子，他始终聲称自己沒干。斯金纳天生喜感，镜头前兴致勃勃滔滔不绝，說着话自己就常常笑起来。赫尔佐格对他的兴趣在于他曾离死亡如此之近，而且他对死亡之路的细節記忆無比清晰。　　2010年3月24日，四名狱警押着斯金纳前往行刑室。他所在的德州州立监狱科纳利监區未設行刑室，必须送到四十多英里外的另一监區。路上会经过一片湖，“我能聞到水的气味。”斯金纳告诉赫尔佐格。　　囚车是封闭的，他能看到狱警和他们配備的枪--支，非常内行地在赫尔佐格的摄影机前報出每支枪的型号。他看不见外边，却知道跨湖的公路桥很长，因為过桥時车轮每一次“砰砰”，就意味着汽车压过了一道桥梁伸缩缝。“那桥有46个‘砰砰’。”　　坐在离行刑室咫尺之遥的刑前羁押室，牧师已经来了。他能看到通往行刑室的走廊，看到註射床上固定手臂的支架，看到监刑的觀察窗。斯金纳临死前胃口大好。赫尔佐格问他都吃了什么，他不停地說了足有40秒，連沙拉里的蔬菜和酱料都記得清清楚楚。　　然而离法定時间35分钟的時候，最高法院打来電话取消了行刑。　　第四章里从加勒比海岛移民美國的琳达·卡尔蒂想要孩子，自己因為年龄已经很难生，于是打起了即将分娩的邻居的主意。她唆使小混混劫持了生产刚三天的女邻抢来婴儿，却使女邻窒息而死。　　卡尔蒂在强製戒毒机构工作过不长的時间，“那种工作要求你有相当的市井智慧，老于世故，她嘴上說說就能让三个街头混混相信被害人家里藏了900磅大麻，真是令人瞠目。”赫尔佐格问该案檢察官，她怎么做得到，檢察官回答：“（利用人的）贪婪。”“我特別喜欢片子里的那一刻。”赫尔佐格說。　　“他们都特別擅长言辞。”当然死囚里也有智商特別低的，什么话题都說不好。一个牧师给赫尔佐格讲过这么个犯人，在刑前羁押室，牧师向他解释接下来的程序，進入行刑室，绑上註射床，然後如何如何，他竟然会问，完事之後我還干嘛？“所以你得挑人。”赫尔佐格說，“纪錄片的選角其实很重要，要下很大功夫，很像要拍一部好的劇情片你必须選对演员。”　　本身就是了不起的電影　　几乎每个真实案例都让人觉得足以拍成精彩的劇情片。赫尔佐格也承认有这个可能，但自己還沒认真计划过。“斯金纳的案子沒什么，但人特別有意思；巴恩斯，绝对是极厉害的恐怖片，我相信他是女性的终极噩梦——裸體潜入她家，在衣柜里躲上4个小時，窥視她做家務、做饭、看電視劇、洗澡，然後现身，强奸、杀人，然後把她在床上烧掉。噩梦啊。”　　第三章的两个主角，约瑟夫·加西亚和乔治·里瓦斯都是著名的“德州越狱七人帮”成员。2000年12月13日他们成功地逃出德州守備最森严的科纳利监區，6天後在抢劫一家枪械店時杀死一名警员，40天後除一人自杀，其余悉數落網并判死刑。　　越狱前，这七人的共同點是几乎都背着漫长的刑期。加西亚因為跟人争女友杀人，被判50年徒刑；里瓦斯因多宗罪案被判了17个連續的無期徒刑，因為擅自把一辆維修工人的汽车開出两英里，又被加判了99年徒刑。　　“他们拿走了我所有的希望，这种情况下人什么都干得出来，有的人疯掉，有的人自杀，有的像我这么干……”里瓦斯在镜头前說，嗓音低沉，表情沉稳，“这些人很愤怒，决定越狱。这情節很吸引我，因為司法的极低智力含量和军队般的刑罚，本身簡直就是部了不起的電影。”赫尔佐格說。　　从赫尔佐格最近的劇情片如《儿子，你都干了什么》和《坏中尉》来看，这些未来的劇情片值得期待。但他是个大忙人，很难說什么時候才会動手。他說自己2011年拍了6部電影，在一部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片子里演了个坏蛋，他经营着自己的電影学校，3月初在纽约惠特尼美术馆的惠特尼双年展，他還有件装置作品要展出。　　“我一般写得快拍得快剪得快，这次是个例外。”赫尔佐格說，“拍的時候每个人你只有50分钟，只有坐回到剪輯房，才有時间慢慢看拍到的一切，那真是给力。我和剪輯师乔·比尼都是严格的8小時工作者，但剪这部片子的時候，我们每天工作5小時就不行了。而且我们都複吸了。”　　人不应该被國家處死　　第一次访问巴恩斯4个月後，赫尔佐格和他的拍摄组獲准再见巴恩斯。在第二次采访的前一天，赫尔佐格找到了巴恩斯的父亲——巴恩斯有十多年沒与家人联系过了。　　赫尔佐格告诉巴恩斯，自己表明身份後他父亲立即拒绝了拍摄。再问巴恩斯的父亲有沒有什么话想带给儿子，他想了又想，說：第一我爱他，第二我恨他犯的罪。　　“多谢。好久跟他沒联系了，很好。”巴恩斯红了眼眶。“几年前，我回想自己的经歷，写下了这辈子我做过的最可耻的事、最骄傲的事，然後是这辈子让我最伤心的事和让我最高兴的事。我想，最糟糕的莫过于我知道他還活着，却对我万念俱灰。这让我在很多年里一直低落，现在我感觉好多了。我理解他看到我罪行的丑陋，任何人这么說我都理解。你可以在这儿哭着說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抱歉，但最重要的事情是一个人為自己的行為100%负责。　　“我其实并沒有那么多同情，我只是尊重人。”赫尔佐格反複强調，自己并不是人性化地表现囚犯，“他们的罪行是凶恶的，但他们并不是怪物。这是最根本的态度。我也不会把他们表现成無法無天的反國家反社会英雄，就是人。”　　影片每一章的叙事角度都不一样，但在采访当中赫尔佐格几乎问到每个囚犯他的梦想是什么。巴恩斯回答說：“我大多時间都在幻想得到现在沒有的東西，比如自由，大熱天我可以跳進大海，在干净的水里潜下去再浮上来，就像重生或清洗。我是如此肮脏，洗不干净了，我只能梦想着会怎样洗去污秽。”　　“如果你每天都在混凝土小单间里關23小時，只有一小時能在一个露天的笼子里呆着，你只能活在梦和幻想里。”赫尔佐格說，“他们的人性凝結在梦中，因此我总是迷恋这點。”　　虽然在每章的開头赫尔佐格都在解說中重複聲明自己“尊重但不支持死刑”，他說自己并非想拍一部直接的反死刑電影。“德國人有不同的歷史背景——在纳粹時期我们有过太多的死刑，系統化地杀死了600万犹太人。我认识的同代德國人沒有一个不反对死刑。但作為一个德國人你也沒資格告诉美國人怎么搞刑事审判。”　　影片拍摄到一个退役的行刑队长，在执行了125例死刑之後，他突然崩溃了。“事实上是由于一个女犯的行刑，在那次行刑的两天之後他突然不能控製地颤抖，止不住地哭。那是他一种挥之不去的强烈表达，無意识地反对着死刑。”在影片的每一个故事里，同样有反对死刑的态度悄悄弥漫。“很明顯我认為，人不应该被你的國家處死，这件事一點争论的余地都不存在。一个國家，無论在什么形势什么時间，都不能以任何原因杀死任何人。”赫尔佐格說，“我认為惟一的例外是战争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