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在世界電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称為纪錄電影的先驱,与美國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國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維尔托夫并称為四大纪錄電影之父,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一部寻找失落青春的诗意纪錄《塞纳河》曾使他獲得1957年的戛纳金棕榈大奖。 中國的抗战不仅掀起了中國電影人的创作熱情,也吸引了國外電影大师的镜头。上世纪30年代末,多位國外記錄片導演来华摄製影片,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尤里斯·伊文思。伊文思1938年在中國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不仅是他電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國維持50年的情谊的開端。从抗战開始,在不同的年代,他用自己的镜头纪錄下了不同的中國。 外國人来华拍纪錄片的歷史,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電影诞生的那几年。1896年,卢米艾尔兄弟派出了數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摄影师就曾来华拍片。此後,美國人、意大利人、苏联人、瑞典人都曾经把镜头对准过中國,但多是风光片及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民俗的纪錄,直到战争的悄然到来。193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诺用一臺十六毫米手摇摄影机拍下了“一二·九”学生运動的场面,今天已成為珍贵的歷史資料。 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来了,这个“飞翔的荷兰人”飞到了中國,与他同行的還有我最崇拜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1936年,两个勇敢的人在西班牙内战爆發之际,把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片燃烧的土地,伊文思拍摄了广受赞誉的纪錄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摄《共和军之死》的照片一舉成名。 “纪錄”拥有了出生入死的刚毅血性。从此,“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被奉為摄影师的职责。西班牙内战是西方前線,而中國战场则被称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東方前線,从西方前線远涉到東方前線,伊文思和卡帕在中國拍摄的珍贵圖像仿佛西班牙影像的回音。 1938年4月初,在抵达中國不久,二人便拍摄了“臺儿庄战役”,那是值得庆贺的第一场正面擊溃日军的胜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線拍摄,最终未能拍到决战的场面,因為他们是外國人,沒人敢為他们的生命承担风险,但他们還是抓住机会在臺儿庄附近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伊文思回忆說:“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畫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體,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連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國,中國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國家,我看到了勇敢!” 纪錄这场战争的《四万万人民》成為了關于中國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且起到了聲援中國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為後来中國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而卡帕生平最有力度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遭日军空袭後的劫难场面。 正如卡帕那句永远的名言:“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因為你离得不够近”。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如一个不参与杀戮的斗牛士般身着光彩耀目的斗牛士装束轰然倒下,而伊文思继續潜行在战火中。 伊文思的冒险不是赌徒的博彩,也不是亡命徒般的轻生,而是為激情所贯註,為信仰所战斗的勇气。在中國抗日战场上,在越南抗美的丛林中,在古巴剿匪的追擊中,甚至在70岁高龄,依然在战火中拍摄。这个“飞翔的荷兰人”被祖國放逐,却四次来中國,他称中國是收养他的“第二故乡”,他爱这里的人民。 红色電影的開端——延安電影团 伊文思在临走之前,秘密地把一臺埃摩摄影机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这位吴印咸後来被称為共和國摄影藝术的拓荒者。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臺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電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電影团”。 最初電影团只有6个人,有電影工作经验的仅有3个。1938年10月1日,電影团開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記錄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袁牧之将完成的影片底片带到苏联,沒想到正好苏德战争爆發,沒能在苏联印出拷贝送回國内放映。進入40年代後,電影团拍摄了多部新聞短片,在根據地露天放映。